压力还是存在,但这个制度的意义在于,在应对压力时,给予了老师“松一口气”的选择。
杭州四季青中学。受访者供图
对杭州四季青中学的92名老师来说,“迟到早退”不再是个问题。
在确保正常教学活动的前提下,老师们被允许每周用两个晚自修的时间换“迟到早退”的“双减假”,一个月拥有半天“亲情假”,工作日有应急的“零星假”。
2021年9月,“双减”政策两个月后,浙江省杭州四季青中学试行“教师弹性上下班工作制”。在杭州市91所初中里,它是最早践行该项制度的中学之一。
“很开心啊!”大多数老师听到这些假期的第一反应均是如此。在教学、科研和竞赛评比的繁重任务中,它如同隔离杂质的真空地带,让教师有了“松口气”的机会。这一制度也让四季青中学备受关注,其关于弹性工作制的举措总是出现在本地媒体上,引发网友热议。
今年3月11日,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谢家湾教育集团党委书记、总校长刘希娅建议:根据教学安排,积极探索推行教师弹性上下班。再次将公众的目光聚焦在教师弹性工作制上。
此时,弹性工作制已在杭州四季青中学运行了一年半的时间。作为一份样本,这所中学的经历,讲述的是一项微小的制度如何被实施、并在教师群体中内化,又如何成为关键的杠杆,支撑起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学生们上晚自修。受访者供图
校长倪敏之前是杭州市政协委员,她时常连同其他几位校长,提议关注教师的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给老师减压。这项提议来自于她的观察——她发现,教师的生活一直让位于工作,以至于他们“做个手术、开个小刀”的时间,都要延后到寒暑假进行。
然而,起初也仅仅止于提议,她的心头有诸多顾虑:没有先例,一旦开始了,会不会失去控制、无法管理?“我是害怕的,我不敢放手去做。”
转机出现在2021年9月一次“上城区初中提质强校行动”的入校诊断中。倪敏清晰地记得,在诊断会议上,指导专家分析了与该校老师的对谈后认为:“该所学校教师敬业、工作努力,但老师也有一些焦虑,感觉到压力很大,压力来自于生活与教学质量两方面。”
倪敏听到专家建议:“可以实施教育部的关于教师弹性上下班的建议,给老师松绑减压。”那一刻,她仿佛“吃了一颗定心丸”。
老师给学生上课。受访者供图
倪敏今年54岁,一辈子都在这所中学教书。在老师们眼中,倪校长性格直爽,愿意紧跟新的教育潮流,也会为老师着想,热衷帮单身老师解决婚恋问题,也不吝帮助同事。与大部分校长不同,她同时也是一名一线教师——自1999年进入学校管理层,她一直没有放弃授课教学。因此,她清楚教学压力的每一分刻度。
指导专家走后的一个星期,倪敏就召集学校管理层,讨论如何“弹性上下班”。每一项假期都经过反复考量:“双减假”是一周两个晚托管换一天“迟到”或“早退”,那一天你可以选择早上9点30分上班,或下午3点40分下班,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考虑到可以避开早晚高峰;“亲情假”是一个月半天,在确保完成教学任务的情况下,可以用这半天陪伴父母、子女;“零星假”延续了之前的措施,在一天的工作时间内,抽出2个小时作为应急。
听到这些假期的第一反应,是惊讶。在例行的教师会议上,英语老师董芳芳第一次听说这些假期,她记得,等校长解释完,在工作平台上看到,相应的假期申请栏目已经开通,从这一天起就开始正式实施,她才感到踏实,“感觉特别开心。”
那几天,在食堂、在办公室,在交谈的停顿处、休憩的间隙中,大家都在讨论这些假期。“什么样的情况下我可以用到这些假?”“它怎么使用?什么时间可以使用?”“审批到什么层面,需要校长同意吗?”
一两个月之后,老师们都亲自尝试过这些假期,讨论的声音才慢慢减弱下去。
制度真正实施后,倪敏也提心吊胆:“万一92名老师都请假怎么办?会不会出现无休止的请假,或者一个老师每天都请假?”试行了一个月之后,她做了一个统计,发现请假的教师人次在可控范围内,才放下心来,“完全是可控的。”在下一个学期,她又为老师增加了30分钟课间运动的项目。
这个项目在网上掀起了小小的涟漪。“这样老师更累了。”“能不能放过老师?”“教育工作最怕瞎指挥。”倪敏把这些评论看在眼里,“每一个改革都是有压力的。”她认为,这个争议仅仅是实行弹性工作制实行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波澜,作为最早的试点之一,周围学校都在关注着这项制度的成与败。
“只要学校里的老师认为这是好的,我就可以做下去。”倪敏觉得,老师们也确实从中得到了益处。有一些老师还会问她:“我有两个晚托管,能不能一周两次双减假?”
老师给学生上课。受访者供图
倪敏坦言,这仅仅是她能够做到的,一项微乎其微的事情,“不能完全减轻老师的压力”。
要保证升学率、保障教学质量,弹性工作制在这时很难发挥作用。工作一忙起来,任务繁重的教师会选择放弃假期。吴君就是其中一位。自弹性工作制实施一年半以来,她请假的次数不超过10次。这笔账很容易算清楚——作为数学老师,她会有一种“牵挂”,“下课后我要给学生答疑,我走了今天的答疑没解决,明天又会有新的疑问产生。”而相比起学校里等待答疑的数十位孩子,吴君的家里只有一个孩子,“儿子可以晚点回去再管他。”
压力还是存在,但这个制度的意义在于,在应对压力时,给予了老师“松一口气”的选择。
没成为教师之前,韩林梅没想到教师是一份如此“工作和生活界限模糊”的工作。从业13年,工作逐渐浸润了她的生活,她常常觉得自己停不下来,真正休息放松的时候,她也习惯性地会翻看手机有没有出现家长的新消息。
对她而言,这个制度如同音乐的休止符,给了她一个“放慢工作节奏”的机会。如今,一个月有一两次,指针指向下午3点40分的时候,她会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告诉学生:“老师今天要提早下班了。”
“没问题。”学生们与她愉快地道别。
(应采访对象要求,林伟、韩林梅、董芳芳、吴君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 徐巧丽
编辑 | 刘倩
校对 | 吴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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