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所中学的老师开始弹性上下班

压力还是存在，但这个制度的意义在于，在应对压力时，给予了老师“松一口气”的选择。

杭州四季青中学。受访者供图

对杭州四季青中学的92名老师来说，“迟到早退”不再是个问题。

在确保正常教学活动的前提下，老师们被允许每周用两个晚自修的时间换“迟到早退”的“双减假”，一个月拥有半天“亲情假”，工作日有应急的“零星假”。

2021年9月，“双减”政策两个月后，浙江省杭州四季青中学试行“教师弹性上下班工作制”。在杭州市91所初中里，它是最早践行该项制度的中学之一。

“很开心啊！”大多数老师听到这些假期的第一反应均是如此。在教学、科研和竞赛评比的繁重任务中，它如同隔离杂质的真空地带，让教师有了“松口气”的机会。这一制度也让四季青中学备受关注，其关于弹性工作制的举措总是出现在本地媒体上，引发网友热议。

今年3月11日，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谢家湾教育集团党委书记、总校长刘希娅建议：根据教学安排，积极探索推行教师弹性上下班。再次将公众的目光聚焦在教师弹性工作制上。

此时，弹性工作制已在杭州四季青中学运行了一年半的时间。作为一份样本，这所中学的经历，讲述的是一项微小的制度如何被实施、并在教师群体中内化，又如何成为关键的杠杆，支撑起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学生们上晚自修。受访者供图

校长倪敏之前是杭州市政协委员，她时常连同其他几位校长，提议关注教师的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给老师减压。这项提议来自于她的观察——她发现，教师的生活一直让位于工作，以至于他们“做个手术、开个小刀”的时间，都要延后到寒暑假进行。

然而，起初也仅仅止于提议，她的心头有诸多顾虑：没有先例，一旦开始了，会不会失去控制、无法管理？“我是害怕的，我不敢放手去做。”

转机出现在2021年9月一次“上城区初中提质强校行动”的入校诊断中。倪敏清晰地记得，在诊断会议上，指导专家分析了与该校老师的对谈后认为：“该所学校教师敬业、工作努力，但老师也有一些焦虑，感觉到压力很大，压力来自于生活与教学质量两方面。”

倪敏听到专家建议：“可以实施教育部的关于教师弹性上下班的建议，给老师松绑减压。”那一刻，她仿佛“吃了一颗定心丸”。

老师给学生上课。受访者供图

倪敏今年54岁，一辈子都在这所中学教书。在老师们眼中，倪校长性格直爽，愿意紧跟新的教育潮流，也会为老师着想，热衷帮单身老师解决婚恋问题，也不吝帮助同事。与大部分校长不同，她同时也是一名一线教师——自1999年进入学校管理层，她一直没有放弃授课教学。因此，她清楚教学压力的每一分刻度。

指导专家走后的一个星期，倪敏就召集学校管理层，讨论如何“弹性上下班”。每一项假期都经过反复考量：“双减假”是一周两个晚托管换一天“迟到”或“早退”，那一天你可以选择早上9点30分上班，或下午3点40分下班，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考虑到可以避开早晚高峰；“亲情假”是一个月半天，在确保完成教学任务的情况下，可以用这半天陪伴父母、子女；“零星假”延续了之前的措施，在一天的工作时间内，抽出2个小时作为应急。

听到这些假期的第一反应，是惊讶。在例行的教师会议上，英语老师董芳芳第一次听说这些假期，她记得，等校长解释完，在工作平台上看到，相应的假期申请栏目已经开通，从这一天起就开始正式实施，她才感到踏实，“感觉特别开心。”

那几天，在食堂、在办公室，在交谈的停顿处、休憩的间隙中，大家都在讨论这些假期。“什么样的情况下我可以用到这些假？”“它怎么使用？什么时间可以使用？”“审批到什么层面，需要校长同意吗？”

一两个月之后，老师们都亲自尝试过这些假期，讨论的声音才慢慢减弱下去。

制度真正实施后，倪敏也提心吊胆：“万一92名老师都请假怎么办？会不会出现无休止的请假，或者一个老师每天都请假？”试行了一个月之后，她做了一个统计，发现请假的教师人次在可控范围内，才放下心来，“完全是可控的。”在下一个学期，她又为老师增加了30分钟课间运动的项目。

这个项目在网上掀起了小小的涟漪。“这样老师更累了。”“能不能放过老师？”“教育工作最怕瞎指挥。”倪敏把这些评论看在眼里，“每一个改革都是有压力的。”她认为，这个争议仅仅是实行弹性工作制实行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波澜，作为最早的试点之一，周围学校都在关注着这项制度的成与败。

“只要学校里的老师认为这是好的，我就可以做下去。”倪敏觉得，老师们也确实从中得到了益处。有一些老师还会问她：“我有两个晚托管，能不能一周两次双减假？”

老师给学生上课。受访者供图

倪敏坦言，这仅仅是她能够做到的，一项微乎其微的事情，“不能完全减轻老师的压力”。

要保证升学率、保障教学质量，弹性工作制在这时很难发挥作用。工作一忙起来，任务繁重的教师会选择放弃假期。吴君就是其中一位。自弹性工作制实施一年半以来，她请假的次数不超过10次。这笔账很容易算清楚——作为数学老师，她会有一种“牵挂”，“下课后我要给学生答疑，我走了今天的答疑没解决，明天又会有新的疑问产生。”而相比起学校里等待答疑的数十位孩子，吴君的家里只有一个孩子，“儿子可以晚点回去再管他。”

压力还是存在，但这个制度的意义在于，在应对压力时，给予了老师“松一口气”的选择。

没成为教师之前，韩林梅没想到教师是一份如此“工作和生活界限模糊”的工作。从业13年，工作逐渐浸润了她的生活，她常常觉得自己停不下来，真正休息放松的时候，她也习惯性地会翻看手机有没有出现家长的新消息。

对她而言，这个制度如同音乐的休止符，给了她一个“放慢工作节奏”的机会。如今，一个月有一两次，指针指向下午3点40分的时候，她会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告诉学生：“老师今天要提早下班了。”

“没问题。”学生们与她愉快地道别。

（应采访对象要求，林伟、韩林梅、董芳芳、吴君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 徐巧丽

编辑 | 刘倩

校对 | 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