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制衣老板的这个春天：旺季还没来，搬迁的消息先到了

康鹭片区有名的“招工大街”

在这里，“零工”们找到的活往往只够干一天，每天都要重新找工作，工厂每天也要重新招人，因此招工大街上的人从来就不见少。

除了招工，工厂老板们同时还会在这里招揽客户，他们身前往往会放一块小黑板，写着诸如“诚寻客户：专业裤子、西裤、卫裤、短裤、短裙、半身裙，长期合作”一类的内容。只需稍等，便会有来自附近服装市场的档主，拿出袋子中的成衣，跟制衣老板谈合作。确认服装的制作细节、价格、工期之后，交易在几分钟内迅速达成。

头天晚上，张师傅刚接到一位客户下的订单，准备做一批女装试销，数量100件。“我要今天几个小时之内做出来，并发货给客户完成交付。”

一位操着湖北仙桃口音的女工上前询问工价，但他们最终未能达成合作。

张师傅说，在拿到客户的衣服设计底稿或样品后，他们就能迅速拆分出工序，如裁布、缝纫、钉纽扣、熨烫、装袋等，每个步骤的工价不同。

“每个工人在一件衣服上拿1~5元，我们报给客户的价格一般就是人工费用的两倍。最复杂的冬装羽绒服等报价一般不超过七八十元。”村内一位制衣厂老板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忙活了一上午，张师傅也没招到满意的工人，临近中午，他只能先回厂里吃饭，“下午再出来碰碰运气，实在招不到人的话，只能我自己辛苦一下加班把订单给做了。”

往年二三月份，这里城中村的制衣工厂老板们都会遇到招工难的问题，而今年的招工难问题与往年相比，显得更加突出和迫切。

张天学也遇到招工难。目前，张天学工厂里的熟练制衣工还不够稳定，影响了部分订单生产，“截至目前，只招到30多个制衣车工，仅占满员的60%~70%”。

“去年因为疫情都没有怎么开工，第四季度基本处于完全停工的状态，康乐村被封，厂里的工人90%在当时都感染了新冠，根本没有办法继续工作，有些人痊愈之后也无法及时复工。”张天学说，招工难背后主要是几方面因素叠加所致：其一，每年开春都是制衣厂最忙的时候，对制衣工人需求增加；其二，去年年末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后，导致今年春节后开工时间提前，相应地对工人的需求量就大；其三，去年遭遇疫情之后，很多制衣工人却并未及时回来，同时受到“广清纺织服装产业有序转移园项目开工仪式”的影响，清远当地产业园开出了丰厚的“留人”待遇，吸引了许多制衣工前去应聘。在这些多方因素影响之下，城中村内制衣作坊显得人手不足。

“现在女装行业竞争激烈，款式多、单量少，我们在生产环节与制衣工的合作也需要磨合，他们现在要求比较高。”张天学说，工序复杂又给不了太高工资的话，制衣工们就会“挑三拣四”，过去大家一天挣两三百元就很高兴了，现在每天挣四五百他们还不一定满意。

一些制衣工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往年行情好的时候，每天可以挣七八百元，“现在没有这个行情了，做得好的话也就挣四五百”。如果做得勤快的话，基本只有一些技术成熟的制衣工可以每天挣七八百。

老板拿着样衣等待来往的“零工”挑选

疫情三年，中大纺织圈的景气度持续下滑，特别是在2022年第四季度海珠城中村暴发疫情之后，商圈内的零售商户、制衣工厂等环节遭遇重大冲击，至今城中村制衣厂的订单量仍未完全恢复，再加上目前村内场地租金居高不下，生产环节的利润越来越薄，大家普遍反映生意更加难做，康鹭片区城中村内的制衣厂大多还没有完全摆脱疫情的影响。

“前几年行情好的时候，可以挣几十万，现在一年能挣十几万元就不错了，去年疫情受到影响，差点亏死了（倒闭）。”张师傅说，每天没有订单的话，还要支付租金和摊销设备等其他成本。

据张师傅介绍，他现在的工厂，租金是70元/平方米，每个月场地租金7000元，一年租金达8.4万元，“再加上人工工资、水电等费用，一年的成本就要十几万元。希望今年订单能好点，不然真的要撑不下去了”。

张天学也遇到经营困境。去年第四季度遭遇疫情后的艰难情况之下，房东只免去了1个月租金，我们还得交上两个月租金。”张天学说。

张天学的工厂位于康乐村周边，一座菜市场的2楼，由于位置偏僻，场地租金约为40元/平方米。“每天不计算人工的话，生产成本在2000元左右，包括租金、水电等硬性费用。”

“人工成本按照计时工（拿月薪员工）和计件工（临工）两种。计时工工资支付分季节，旺季一个月要十多万元，淡季也要七八万元。计件的临时工工资支付情况就不一定，主要是看订单产量。”张天学说，往年行情好的时候一年营收200万元，利润达30万元，这几年疫情影响，营收在100万元左右，在维持成本开支后，基本没什么利润。

张天学等制衣工厂老板介绍，他们的订单来自中大纺织商圈以及周边商户，因此这一庞大商圈如果销售行情较好，城中村生产端的生意就会旺，而一旦商圈生意掉下来，显然生产端的订单就会差。

海珠区中大国际创新生态谷纺织产业联合会秘书长梁晓旭2022年12月介绍，中大纺织商圈以及商户的经营业绩有些下滑了40%~50%，经过联合会对产业研究分析，下滑部分是在全球贸易摩擦、东南亚纺织服装业崛起后以及疫情影响下丢失掉的海外市场，国内市场略有增长。

“本次疫情对整个纺织服装行业生态带来不小的冲击，尤其是广州，原材料端、生产制造端、成衣渠道端都受到了较大影响。”梁晓旭表示。

“以前我的店铺里每天都要接待二三十个外国人，疫情发生后，三年都见不到一个外国人。”一位中大布匹市场档口老板说，来自海外的订单量锐减了七八成。多名布匹店老板亦称，疫情期间销量下降了三至四成。

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最近的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1~12月，广东服装出口同比下降8.6%，12月当月，服装出口同比下降18.7%。

2022年1~12月，全国服装行业规模以上企业13219家，累计营收14539亿元，同比下降4.6%；利润总额764亿元，同比下降6.3%；行业亏损面19.4%，同比扩大0.9个百分点。服装产量232亿件，同比下降3.4%。行业平均用工人数233万人，比上年同期下降7.4%。

康鹭片区城中村内的制衣厂

至今没有统一的官方数据说明这些城中村内到底有多少纺织服装加工单位。据广州海珠区一位参与城中村产业转型升级工作的海珠官员介绍，去年底暴发疫情之后，经过政府部门工作组摸排，城中村内至今有大概7000多家从事纺织服装加工的单位，这一统计数字还显得较为保守。另外，第一财经记者从政府和协会人士处得到的另一个数据是，这些城中村的小制衣厂里约有30万从业者，其中大约八成来自湖北。

上述海珠区官员介绍，工作组发现，长期以来，中大纺织商圈城中村制衣产业的痛点就是小、散、乱、不成规模，不成气候。“这7000多家小作坊企业，基本上都没有营业执照，更谈不上税收。”

去年“康鹭片区”城中村内暴发疫情后，城中村内的产业集群与工人受到外界关注，同时，这类依存于城中村的产业集群该如何治理也成为讨论话题。

据第一财经记者了解，2022年11月，在广州防疫最艰难的时刻，广东省政府提出中大纺织圈城中村搬迁的设想，随后，这一设想有所调整，取而代之的是广州、清远两地深度合作——商贸部分仍然留在中大商圈，服装制造环节转移到广清经济特别合作区，推动“广州总部+清远制造”合作模式。

但是，对张师傅和张天学这些城中村内的经营者来说，他们中的不少人对搬离目前的城中村还心存犹豫。一些经营者的看法是，服装行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很多配套的工艺辅料，比如衣服扣子的染色、绣花这些工艺在“康乐村”都是配套的，这种完善的产业链是经过几十年长期形成的，搬去外地之后都得重新开始发展，成本会成倍增加。

广东省湖北商会服饰时尚专业委员会主任梁富斌评价说，中大纺织商圈城中村内的小作坊制衣工厂，大多都属于“小蝌蚪”型单位，它们长期依附在城中村这样的环境里面生存，没有强健的四肢，“上岸”离开这个环境可能就会出问题。这也是不少对搬迁还心存犹疑的城中村经营户所担心的。

今年以来，广东省、广州市均提出以“拆、治、兴”并举推进城中村综合治理工作。对于这些依存于城中村的纺织服装制作单位的治理，似乎已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