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买买，会让我们幸福吗？

如果我们不再为炫耀财富而进行物质消费，而是将钱花在更低调含蓄的领域，如文化和教育、母乳喂养、健身、绿色食品等等，对于整个社会来说难道不是一件有益的事情吗？

这似乎是比较符合我们直觉的一种设想，然而在关于志向阶级崛起以及非炫耀性生产与消费的研究《微小的总和》中，作者伊丽莎白·科里德-霍尔基特提出了另一种观点。与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初流行的浮夸的消费文化相比，非炫耀性消费的确建立了更好的价值体系。但是，它也反映了一种疯狂的身份地位意识，不再通过物质，而是通过文化的区隔来为后代复制财富和地位。

对于中产阶级来说，志向阶级的这种消费行为是危险的，通过非炫耀性消费，21世纪的“新上层阶级”和“新下层阶级”逐渐分层，这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划分，也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区分，加剧了中产阶级的衰落，也不利于社会公平和阶层流动。

节选自《微小的总和：新精英阶层的消费选择》

01.

志向阶级与非炫耀性消费

进入21世纪，美国的志向阶级已经拒绝了很多一直以来用以展示身份地位的物质手段。他们远离物质主义，渴望登上自认为更高的社会文化平台。在为此努力的过程中，志向阶级开始利用全新的手段展示其阶级地位。与简单的炫耀性消费相比，这群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精英更喜欢炫耀性生产、炫耀性休闲和非炫耀性消费，所有这些都比单纯占有物质商品更能制造阶级分化效果。

索尔斯坦·凡勃伦预言富人和暴发户将迅速增加炫耀性消费，炫耀性休闲则会减少。以物质标准衡量，今天的穷人拥有的东西甚至比凡勃伦时代的富人都多。炫耀性消费无所不在，可是，根据我们的消费模式数据，它并没有像凡勃伦预测的那样发展。凡勃伦时代的有闲阶级早已不存在。知识促成了社会流动，身份地位不再仅仅是与生俱来的权利。

今天的文化领导权已由志向阶级掌握，他们不再只是悠闲地坐着享受生活，而是努力为自己和后代高效获取物质和精神利益。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消费行为已经从通过物质手段展示身份地位，转变为通过更含蓄、更心照不宣的方式来展现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为后代复制其财富地位。志向阶级鄙视大众市场的物质商品，或是象征消费主义大众化的“沃尔玛效应”，他们有足够的条件这么做，并因此进一步将其与其他人区分开来。与此同时，工业消费品价格的下降既使他们更容易跨越阶级界限，也暴露了产生这种可能性所要付出的廉价人力和环境代价：劳动剥削、危险化学品的使用和破坏雨林。

作为回应，炫耀性生产获得胜利。商品从哪里来以及如何而来远比看起来是什么样重要。特别在最近几年，志向阶级已经在寻找更为微妙的身份地位象征——洛杉矶本地制造的T恤，有机食品，没有商标的编织皮包，需要投入更多劳动力的咖啡生产业。《经济学人》“熊彼特”专栏中的一篇文章就写道：“人们不再仅仅因为某样东西可以最有效地解决问题而买它。他们会因为这样东西能提供审美上的满足而购买——一本漂亮的书，或一件做工完美的衬衫——或是因为它能使其自我感觉良好而购买。”这些全新的消费选择反映了对主流消费品的标准化和易得性的厌恶。

新精英阶层的消费实践不再只是对中产阶级炫耀性消费的简单回应（以及与普通美国民众的进一步区别）。与购买一辆好车或一个蔻驰手袋相比，他们在大学教育、雇佣全职保姆等方面投入更多，而且其影响远远超过对身份地位的展示。但是这些消费选择也有社会成本。与之前有闲阶级的消费主义相比，志向阶级的选择与建立的标准对社会更加有害。与购买银汤匙和享受悠长假期不同，他们在教育、健康、退休和育儿上的投资确保了后代对其身份地位的复制（通常也包括财富），没有哪种物质商品能起到这种作用。

通过这种文化资本及其象征标志的复制，我们看到了查尔斯·默里所说的“新上层阶级”和“新下层阶级”的诞生，这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划分，也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区分，这种区分从未像今天这么明显。即使是更模糊不清的育儿、知识和环境意识规范所体现的文化差异也离不开经济地位的支持，要制造这些与身份地位相关的象征性界限，就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那些看似由道德或价值驱动的选择其实深深植根于社会经济地位，这是今天的精英阶层最关心的事情，而其中很多决定都与日常生活相关，与奢华的物质象征无关。事实上，媒体沉迷于展示金融精英、寡头和富豪们的奢侈生活方式，分散了我们对文化、社会和经济分层等更为迫切的问题的注意力。超级富豪们的生活可能很有趣，但这类人自古就有，他们对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并没有什么重大影响。而志向阶级中的很多成员虽然也跻身收入顶层1%、5%和10%，但却对我们的生活有着更大的影响力。他们越来越倾向于非炫耀性选择和投资，以一种不利于中产阶级的方式，重新创造财富和阶层向上流动的可能性。

02.

衰落的中产阶级

在这一点上，我想集中谈谈人们对经济不平等的一些普遍担忧，随着不同的文化、社会和经济阶层变得越来越疏远，这种不平等并不为志向阶级所独有，而是与美国社会面临的一些更重大的问题密切相关。志向阶级的反面参照是目前美国中产阶级的状态。虽然这本书的主题是关于占主导地位的精英及其消费习惯，但如果不触及故事的另一面就是一种疏忽。就在位于收入顶层的群体明显加大对子女教育的投资力度时，中产阶级在这方面的支出却意外地在减少。

对于中产阶级而言，美好生活并不存在于志向阶级极力倡导的非炫耀性消费中，他们根本负担不起那样的消费。相反，今天中产阶级的社会流动性更多地通过物质来体现，而非生活本身，也就是说，想要购买象征社会地位的物质商品就要付出更多劳动，休闲时间更少，陪伴家人的时间也更少。考虑到中产阶级已经遭受巨大失业打击，其购买的房屋价值也大幅缩水，工资水平又停滞不前，想要实现这种物质化的美好生活梦想也不像从前那么容易了。

首先，廉价商品使得中产阶级可以轻易获得身份地位的象征，但它们的出现是以牺牲中产阶级的大好就业机会为代价，而且，生产廉价商品的制造业和中产阶级的工作机会都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那里有更廉价的劳动力，自动化生产也正日益发展起来。全球化和标准化是现代消费品生产的两个重要特征，它们把仅剩的中产阶级工厂工作转移去了巴西和印度。2008年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几乎吞噬了中产阶级的全部经济收益，皮尤研究中心将其描述为“中产阶级失去的十年”。尽管很多人将全球经济崩溃的大部分原因归咎于金融业及其巨头，但中产阶级其实才是受大衰退影响最大的群体。中产阶级的工作机会和工资全面萎缩，一直没有完全恢复。中产阶级住房市场恢复了一些势头，但并没有回到2005年左右的巅峰水平，然而，顶级住宅的价格却创下新高。85%的中产阶级家庭表示，与2000年相比，现在更难维持其生活方式。

与此同时，富人则变得更加富有。大衰退或许是由收入前1%的巨头们引发的，但实际上却对收入底层90%的群体造成了最大伤害。11他们的住房价格尚未恢复，工资水平（大衰退前就已停滞不前）仍然没有提高，而且还不断失去工作机会。虽然所有人都认为不平等是个问题，但对于中产阶级岌岌可危和美国社会阶层向上流动面临阻滞的原因却有多种解释，其中很多都与一个普遍认知密切相关，那就是我们买得太多，过度依赖物质商品（及其象征的社会地位）来定义幸福。

随着中产阶级的衰落，确保其向上流动能力的社会结构也有所动摇。乔治·帕克在《下沉年代》一书中指出这就是“新美国”。从20世纪一直到今天，中产阶级及其隐含的社会契约的衰落定义了美国生活。就在30年前，一个人还可能成为收入丰厚的中产阶级一员，买得起电视机、汽车、房子等东西，拥有较大的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而今天，由于消费品变得如此廉价（信用也是如此），很难通过物质商品来判断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是否良好。

虽然收入看起来不错，在舒适的郊区拥有自己的房子，但大多数美国人都是“工资中位数停滞”的受害者：过去40年，除了收入前10%的那些人，其他所有人都经历了年收入的停滞不前，现在的工资实际上几乎与1973年工资水平相当。大多数美国人再也无力参与炫耀性消费，而正是这种消费一直以来支撑着他们的“幸福”。普通中产阶级的房子已经被收回，信用评级大幅下降，同时几乎彻底失去了通过消费来树立社会地位的能力。我们需要谋求新的生路。

同时，与购买一台平板电视机或多功能休旅车相比，获得那些对生活质量造成实际影响的东西和阶层向上流动性所要付出的代价则要高出许多。非炫耀性消费——教育、医疗保健、育儿和大学学费——才是真正影响生活质量和社会向上流动性的消费选项，而这些都是富人的消费项目，他们通过这些消费进一步将自己与其他所有人区分开来。就像本书展示的那样，非炫耀性消费变得越来越昂贵，日益成为志向阶级中最富有成员的专属消费。中产阶级工作机会的流失和非炫耀性消费实践将富人与其他人分隔开来，这一点影响深远，意味着未来几代人可能永远追不上今天的富人及其孩子的脚步。这种分隔也从社会文化层面加剧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异化和不平等。与之前借助物质商品就能清楚地展现身份地位不同，现在的问题要深刻复杂得多。今天，志向阶级和其他人之间的差异是由大学学历、健康、幸福感、死亡率和陪伴孩子的时间决定的。美国的文化精英们（更不用说经济精英）已经明显远离中低收入阶层的艰难日常，他们甚至可能无法想象（更不用说解决）穷伙伴的普遍问题。

美国中产阶级的衰落对于全球经济也有深远影响。美国人从来都不热衷于存钱，现在的情况更是比30年前还要糟糕——个人储蓄率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10%跌到了2014年的近乎为零。外国工人藏在床垫下的钱（他们的确是这么做的）在美国人手里都变成了各种各样的消费品。不过近年来在美国，不仅仅是普通家庭的收入和储蓄减少，富有家庭的钱也正间接投入到教育、医疗保健和退休养老领域。

03.

消费并不会让我们幸福

在围绕大众消费主义和美国中产阶级的衰落展开的对话中，全球化通常都被认为是罪魁祸首。但情况还是在悄然发生改变。正如全球的富人正在向西方精英市场渗透一样（在《巨富——全球超级新贵的崛起和其他人的没落》这样的书中以及在纽约、旧金山和伦敦的房地产市场的狂热中都有所体现），对世界经济而言，一个更大的群体正变得越来越重要。那些离开美国的工厂的工作机会，正在帮助塑造经济学家们现在所说的“全球中产阶级”。

从严格的经济角度看，随着美国和欧洲大量消费者开始缩减消费，今天发达工业化国家中产阶级的衰落预示着世界经济将遭受重大打击。发达经济体的人口和收入都停滞不前，而“中产阶级”作为一个概念并没有如实反映当前西方国家这一群体勉力支撑的经济状况。其次，正如罗纳德·英格尔哈特所指出的那样，经济发展是迈向更公平、更民主社会的重要一步。因此，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可能意味着更公平的政府和对领导人提出更高要求的民众——无论是环境标准还是基础服务。

如果说美国提供了中产阶级的原型，那么有可能取代其位置的全球中产阶级就可以从中吸取教训。虽然美国经验已经证明，对消费主义和物质商品的追求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但是对消费者本人却几乎没什么好处。对物质的渴望给社会造成了极大压力，迫使人们过度工作，专注于外在的成功标志。而且，物质成就的循环只会不断恶化。在感到满足或过上美好生活之前，每一代人都认为自己比上一代人需要更多东西。

购物永远不会让我们幸福。19世纪末，工业革命造就了中产阶级，开启了大众消费主义时代；20世纪初，亨利·福特推出了第一辆T型车；20世纪50年代，我们有了洗碗机、冰箱和空调；21世纪，大众奢侈品商业蓬勃发展，可这些都没有真正让我们幸福。在某些方面，我们对于生命意义的不懈追求（在后稀缺性社会更有可能这么做，因为我们有充足的时间思考，而且因为知道不用再担心下一顿是否有东西吃，于是我们可以追问更多有关生存的意义的问题）让事情变得更加混乱。

对于志向阶级而言，后稀缺性社会使其可以投资于乍看起来大有益处的实践：养育后代，运动，获取文化资本。表面上看，这些活动应该让人更幸福，可是它们却也成了身份地位的象征和成功的标志，在进行这些活动的过程中，人们产生了更大压力，变得更不幸福，这与象征社会地位的物质商品所带来的结果没有什么不同。

即使是志向阶级看似有价值的消费行为，也还是在所有社会和经济阶层之间制造了破坏性的群体内/外差异。没错，我们就是如此自相矛盾，渴望与众不同的同时，又努力想要融入某一群体。消费是一种简单而有效地创造这种差异和身份的手段。但是，我们对于融入某一群体或展示社会地位的渴望天生有着某种结构缺陷，因为它总是免不了要将其他人排除在外。

创造“我们”的同时必然会创造出“其他人”。各种形式的消费成为展现这些差异的渠道，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展现各种阶级界限的渠道。如果我们不断寻找方法使自己不同于其他人，展示我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一旦任何其他群体追上来，我们就会迅速寻找新方法来重建我们的独特性。今天象征身份地位的东西尤其有害，因为它们涉及的实践和商品远比物质商品重要。当育儿、文化知识、对食物的选择与经济约束或自由密切相关时，这些就成了道德选择。社会对于那些在这类事情上退而求其次的人持不赞成态度，故意无视很多这样被蒙上道德面纱的选择，其实是由社会经济地位所决定的实际而现实的结果。

身份地位本身一直存在，也一直在发生变化，已经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我想留给你们的问题是：让自己有别于其他人，比其他人更善于获得财富，足以购买最好的传统品种番茄，实践母乳喂养或让家人吃有机农产品，这样做真的能使社会进步吗？这也许看上去像个反问，但这可不是我的本意。从某些方面看，选择做一个更积极投入的更好的家长，进行更多运动，看更多报纸，可能真的会让我们更健康、更幸福，成为更积极的社会成员。

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这些实践到了一定程度，甚至都不再是广大社会群体可以考虑的选项。它们显然不是穷人、准穷人，甚至是大多数中产阶级的选择。甚至对一些志向阶级成员来说，这些象征身份地位的东西也成了同侪压力的化身。这并不是说我们所有的消费实践完全错误：关心商品的来源，支持本地农民，在家做饭，投资教育而非手袋，这些当然是更有建设性的消费实践，与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初流行的浮夸的消费文化相比，它们建立了更好的价值体系。但是，即使是志向阶级的消费者理念也反映了一种疯狂的身份地位意识，它不仅把很多人排除在外，也给我们施加了巨大压力。我们进行消费的时候——炫耀性和非炫耀性——或许也正在错失我们的生活。

不考虑个人对21世纪社会消费选择利弊问题的看法，有一点十分清楚：消费不仅仅与买东西相关。消费习惯揭示了我们是谁和我们渴望成为谁。我们的消费选择把我们与社会其他群体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也使我们与其疏远。与物质商品表面展示的相比，我们的消费习惯揭示了一些更深刻、更复杂的东西。消费是大小事物的总和，是传递信息和身份的过程和定位。当我们理解是什么激励了我们如何消费以及为什么消费，也就对人性有了更多了解，明白了它是如何以及在哪些地方发挥作用，我们做出这些决定的含义和局限性，以及最终对我们个人和整个社会来说重要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