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之后的莫言

二〇一二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里程碑式的事件。围绕莫言获奖的讨论，也聚讼纷纭，至今不绝。乐观者认为，莫言的获奖，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树立了典范，证明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存在 感和影响力与日俱增。不难察觉的是，有的讨论较少将莫言的获奖视为个人荣耀或文学的成功，而往往上升到国家文化战略的高度，或有“身份政治”、“文化资本”之议，或作“奖赏文学”、“暗箱操作”之讥，话锋所至，别有所指。在海外，相比于莫言作品独特的审美价值，他的背景、立场和地位明显受到更多的关注。

即便考虑到诺贝尔奖超越文学的影响力，如此遭到密集而尖锐的非文学性审视/审查的，在近年来的获奖者中实属罕见。这样的审视/审查，在索尔仁尼琴、赫塔·米勒甚至耶利内克这样的获奖作家那里倒也不令人惊讶，但对于莫言来说，过于纠缠莫言获奖的非文学的因素，显然是对莫言巨大的文学成就的盲视。究其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是对于由官方主导的文学推广运作中文学性和透明性的质疑，使得争议的焦点聚焦于非文学的领域；二是海外评论家或读者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陌生以及解读方式的匮乏，使得外部研究成为自然而然的切入点。

我们在这里并非要对这些争讼盖棺定论，而只是想强调，莫言之获“诺奖”，当然彰显了其无可替代的文学价值，即便习惯于将莫言的作品及其荣誉看作某种国家财产，也不可能仅仅放在国别文学的范畴内予以讨论，尤其不可能绕过翻译的问题。这不仅是说莫言的获奖受惠于以英译本和瑞典文译本为代表的海外译本的质量和影响力，更可以确定的是，莫言获奖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更多当代中国文学译本的刊行和衍生，以及更多从未了解中国文学概念的外国读者的加入，而这一阅读过程又将极大地丰富莫言作品以及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互文和想象的空间，从而于传播中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这才是莫言获奖之 于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意义。

有感于此，这里的三篇论文均聚焦于“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莫言”，意在展示莫言获奖以来英语世界对于莫言认识和研究的变化，展现其对于一个动态的“世界中”的莫言的把握和理解，从而为我们的上述关切提供参考。

宁明教授的《诺奖之后英语世界莫言研究述评》梳理了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英语学界对于莫言的研究成，尤其关注其如何应对莫言获奖在西方所引发的阅读偏差和政治想象。具体而言，文章将这一时期的发展变化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对莫言获奖政治性解读的回应”，亦即从文学立场出发，对于西方媒体和评论家之于莫言的政治性解读予以对话和回击；二是聚焦“莫言作品与中国文学和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亦即反思以往囿于西方文学阅读习惯和评价标准的局限，强调中国文学与文化传统之于莫言作品的影响，并将之作为理解莫言作品的进路；三是“文化视野下的文学审美研究”，主要指基于视觉、宗教等领域对莫言作品所进行的文化研究；四是“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视阈下的研究”，包括莫言与林芙美子、威廉·福克纳等外国作家之间的比较研究等。正如作者在结尾处所说，这些研究虽兴趣各异，但都是基于文本的学术研究，对于促进西方读者更好地理解莫言作品，甚至形成翻译文学的副文本，都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文学的互文性阅读：以莫言的作品为例》和《一个西方人对莫言的反思》这两篇文章的作者身份都比较特殊。陈迈平的妻子陈安娜是莫言几部重要作品的瑞典文译者，而他本人也是著名的翻译家，对于莫言作品在海外的翻译及其最终被瑞典文学院认可的过程可谓“身临其境”。昂迪亚诺是《今日世界文学》和《今日中国文学》的主编，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海外的重要出版者和推介者，对于莫言作品在海外的传播情形有着独到的理解。他们的职业角度和问题意识，可补国内学界之缺，推进我们对莫言作品意义更深入的理解。陈迈平从互文性阅读的理论出发，指出外语读者由于无法读到足够多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所以缺乏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把握，因而也就很难与中国读者共享类似的阅读体验和文化记忆，对同一作品的理解就容易变得南辕北辙，甚至完全无法沟通。尽管陈迈平也承认再语境化和错误语境化都是翻译过程中无法避免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有利于作品的传播，但这种不可沟通性却也让文学界共同语境化的努力受到威胁。

基于此，陈迈平认为翻译更多重要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丰富外语读者可资参考的中国文学和文化背景知识，形成更大的互文性网络，将有利于营造更易沟通的阅读体验和文学想象，推动共同语境化的建设。昂迪亚诺借用乔治·斯坦纳有关个人阅读中不可避免的“四个困难”，来分析莫言作品在海外传播中面临的挑战。这“四个困难”分别为：一是“具体 情况造成的困难”，亦即文学背景知识的匮乏带来的麻烦，这和陈迈平所提到的问题相似；二是“形式上的困难”，对应“莫言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以及他为自己的目的如何书写”等方面的理解；三是“策略上的困难”，关于莫言如何利用叙事技巧影响并且使用叙事材料；四是“本体上的困难”，涉及莫言的总体视野以及他对中国及其未来的看法。

昂迪亚诺立足于一个西方读者的身份，对这“四个困难”作出了回应，这当然不仅仅是出于谦虚，而是对阅读环节的重视和反思：“莫言为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打开了一扇门，对此很少西方读者已经做到……很明显，莫言一直在不屈不挠地关注着中国历史上的某个时期，但同时也在书写现代世界的现实，而这是西方文化并不太懂甚至不想看到的。”这两篇文章共同提醒我们，在讨论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时，强调阅读和接受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简单迎合外语读者的阅读兴趣，或单纯追求再语境化的成功。相反，翻译文学应该有能力提供一个文学的、文化的、思想的反思和对话的空间，从而将海外的中国当代文学阅读引向深处，使中国当代文学成为海外读者世界文学认知中的重要面向。

本文摘选自

本书借由作者的海外访学经历和治学经验，围绕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而展开，涉及中国文学史的重写、文本的翻译与传播，以及跨文明的文学对话等论题，分为四辑。第一辑写夏志清、夏济安的人生际遇和治学理念；第二辑写书，论及《沈从文传》《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等新型现代文学史书写；第三辑是综论，以海外的“《解密》热”现象、阿来《尘埃落定》的英译与传播等为例，论述“作为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呈现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复杂性和多维度；第四辑写人，论及宇文所安、李欧梵等海外汉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