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90后拼命储蓄不消费？增加收入比刺激他们花钱更有用

消费意愿取决于对未来预期，而非当前收入水平

收入＝储蓄＋消费 这个恒等式说明，个人的消费水平依赖于他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指出，消费支出与收入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函数关系，消费一方面取决于当期收入，另一方面取决于消费倾向，简单地说，消费倾向，就是消费占收入的比例。

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被称为绝对收入假说，后来其他经济学家又陆续提出了相对收入假说、生命周期假说和永久性收入假说。永久性收入假说是弗里德曼提出的。他认为，消费者的当期收入可以分为永久性收入和临时性收入两部分，而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是由当期收入决定的，是由永久性收入决定的。它是指消费者可以预计到的长期收入。

也就是说，消费者在做出重大消费决策时，是以一生的收入或永久性收入为依据的。一次性的暂时收入变化引起的消费支出变动非常小，但永久性收入变化引发的消费支出变化却很大。

所以，当政府试图用短期的政策来影响消费时，往往不能奏效，因为人们由此增加的收入是临时性的，不会立即用来增加消费，而更可能转化为储蓄。

例如，当政府试图用税收政策影响消费时，如果减税或增税是临时性的，消费就不会有大变化，只有永久性税收变动，政策才会有明显的效果。

简单说，这些理论的共同点是，一个人的消费取决于他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消费能力指一个人最多能消费多少，大体上相当于他的可支配收入。消费意愿指一个人愿意将多少收入用于消费，主要取决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

因此，即便当前收入不错，如果没有消费意愿，那么也不一定会消费。这里非常关键的是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人们对未来的收入的预期越乐观，消费意愿就越强，甚至愿意借钱消费；反过来，对未来收入的预期越悲观，消费意愿就越弱，就会将更多的收入存起来。

由此，90后“报复性存钱”的一个可能原因是，新冠疫情以来，裁员、失业，以及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事件，使年轻人对未来收入不再那么有信心，他们的消费意愿下降了，就将更多的收入转化成了储蓄。

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低，影响消费能力

另一方面，如果你没有什么收入，那么即便有很高的消费意愿，也没有能力去消费。这就来到了第二个恒等式：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倾向×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这个恒等式说明，居民的消费能力依赖于国民收入在部门间的分配状况。也就是说，个体层面上的消费能力，在宏观的层面上是由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决定的。

根据殷剑峰等人的研究，从2001到2020的二十年间，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平均是61%（美国为76%)；同一时期，中国居民消费倾向是63%（美国是92%）。

那么，要提高中国的居民消费率，有三个途径：一是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二是提高居民消费倾向，三是同时提高两者。

但我们观察到，自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峰以后，在居民消费倾向趋于上升的同时（直到新冠疫情期间被打断），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基本没有变化，2019年的数据甚至低于2012年。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不低，即便是人均GDP，也距高收入国家水平仅一步之遥，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严重偏低的情况呢？

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以投资为主导的，很大程度上也以保证政府收入增长为主。，这在国民收入的生产和分配两个方面产生了一系列影响。

在国民收入分配当中，对消费率影响最大的是国民收入的部门间分配——居民、企业、政府等国民经济部门。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是：如果居民收入占比过低，那么其他部门收入占比就过高。比较2012至2020年中美两国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可见，中国政府和企业部门的收入占比分别是20%和19%，而美国政府和企业部门的收入占比分别为9%和16%。

再看生产方面。中国经济增长以投资为主导，其中又是以建设投资为主导。统计显示，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建筑投资与设备投资之间的比值，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5上升到了2017年的3.9。

这种投资结构也反映出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土地谋发展”的结果这个事实，相应的，作为土地出让者的政府，财政收入也不断提高。在土地越卖越少或房地产市场冷却下来之后，不少地方政府仍然通过举债获得建设投资所需的资金，如果出现暴雷等问题，往往通过超发货币解决，实际上再度把国民收入从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转移到了政府部门。

收入集中到政府手中后，投资决策由政府做出，会改变经济运行的信息基础，即从分散的、私人投资，转变为集中的公共投资，这也是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向往政府、事业单位和国企等体制内工作的一个原因。

但这种集中投资，往往效率不高，而且可能挤压了企业家得以涌现和成长的空间。

与其刺激消费，不如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第三个恒等式就来到核心的问题：居民收入。

居民可支配收入＝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

90后们“报复性存钱”，一个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他们对未来的财产性收入的信心不振。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收入和经营收入，大体相当于劳动报酬；财产性收入包括利息、红利、租金等。财产性收入和劳动报酬一起构成了初次分配的收入。转移支付收入则是指政府通过再分配途径给予居民的收入。

中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只占4%多一点，转移支付收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相比之下，美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占到了22%，转移支付收入也达到了9%左右。

殷剑峰等人的研究表明，中国居民的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并不算太低，因此要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需要增加的，是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支付收入。

上文已阐明，影响消费的主要是长期可预期的永久性收入，因此最重要的是让居民获得更高、更稳定的财产性收入。

中国直到2019年，私人资本占比也只有64%，国有资本占比36%。私人财产比例偏低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近几年受各种因素影响，人们信心受损，担心自己的财产权利无法得到切实保障。

众所周知，中国居民的财产结构并不是非常合理的，一方面实物资产占比过高，另一方面金融资产中存款类资产占比过高。

但现在，很多人仍然将更多的资金从权益类资产转为存款，如将理财、股票投资转为存款，90后、95后做出这种举动尤其耐人寻味。

有意思的是，许多人观察到，60后、70后和80后，相比95后、00后，对未来还要更乐观一些。有些95后、00后，显得很“佛系”，不如他们父辈的70后、80后那么有叛逆性、独立性和奋斗精神。

这其实与这几代人对财产的直接感受不同有关。

许多出身普通家庭甚至贫穷家庭的70后、80后，虽然面对迅速变化的世界也有迷茫和焦虑，但仍有激情，相信通过自己努力和奋斗，可以拥有一定的财产，包括在大城市买下房子。

因而，他们知道自己的财产的难得和可贵，知道财产权利的价值和重要性，因此也更愿意投资，对获得财产性收入很有信心。

相比之下，有些95后、00后，对财产权利没有这种直接感受，似乎很早就打算接受整个世界了。他们一方面更向往有稳定的工资收入的“铁饭碗”，另一方面刚开始上班就考虑退休后的生活，于是很早就开始存钱。

有人呼吁，要刺激消费，让居民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是，回避深层的体制障碍和经济增长方式问题的单纯刺激，可能只是试图拽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而已。

（本文第二、三节讨论，部分引用了殷剑峰先生的文章“为什么中国人不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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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