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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十万,甲骨破译悬赏谁能拿到?

最近,已知最早的、成体系的汉字——甲骨文又火了。中国文字博物馆研究中心工作人员承认,破译一个甲骨文奖励十万,可谓是“一字万金”。如此“高不可攀”,侧面证实了破译甲骨文工作的难度。事实上,自2016年悬…

最近,已知最早的、成体系的汉字——甲骨文又火了。中国文字博物馆研究中心工作人员承认,破译一个甲骨文奖励十万,可谓是“一字万金”。如此“高不可攀”,侧面证实了破译甲骨文工作的难度。

事实上,自2016年悬赏发布以来,仅有一人拿下这笔赏金——那甚至已经是五年前的事情了:2018年,复旦大学蒋玉斌教授破译了甲骨文中的“蠢”字。此字在甲骨文中写作“屯”,往往用在作乱的方国之前,如“蠢淮夷”,表示蠢动之“蠢”。这么一解释,许多难懂的古文句便能读通。

专家介绍,复旦大学教授破译的甲骨文“蠢”字。来源/新华社

我们对甲骨文的印象,往往是图画般的象形文字,形象生动如“日月山川”。但是,当我们沿着上古文脉层层爬梳,在时间带来的陌生与隔阂之中,甲骨文的“原始”“简单”“初级”同时也意味着“复杂”“变化多端”。怎样才能“破译”一个甲骨文?我们还有多少甲骨文尚未被认识?

刻在甲骨上的,会是怎样的文字?

1899年,罹患疟疾的王懿荣遵循医嘱,开了些药回家煎着喝,却忽然发现那味叫“龙骨”的药有些奇怪的划刻,这些痕迹似乎想要告诉他什么秘密。经过研究,“泛涉书史,嗜金石”(《清史稿·王懿荣传》)的他敏感地意识到,这些药材片其实是商代卜骨,其上是一种比篆文、籀文还要古老的文字。

王懿荣与甲骨文“偶遇”的故事最早刊登在1931年的《华北日报》上,其中真真假假已无从考辨。不过,王懿荣已经成为公认的甲骨文收藏、鉴定第一人,国际上将1899年视作甲骨文研究的起始之年。数年后,罗振玉和王国维相继考察甲骨出土的地点,认为殷墟是商朝晚期的旧都,甲骨文研究一度被称为“罗王之学”。随着殷墟考古发掘的推进,大量甲骨重见天日,从此,古老的商朝也就拥有了文字可征的信史。

于是,提起商代文字,人们最先想到的是甲骨文。甲骨文,顾名思义是写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这是已经最早的、成体系的汉字。事实上,甲骨文和商代文字不能等同起来,西周早期也存在有甲骨文字,虽数量不及殷商,分布范围却更为广阔(如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陕西周公庙遗址等;商代甲骨则大多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附近)。此外,龟甲与兽骨并不是商人唯一的写作工具,人们日常写作,还应以毛笔为主,如《尚书·多士》所言“唯殷先人,有典有册”;殷商青铜器上的铭文,也是这一时期的典型文字。

甲骨文中的“册”字,很像编连起来的竹简。来源/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

古人遇到无法处理的难题,面对未可知的命运,往往求助于鬼神,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出现占卜用的甲、骨。甲骨占卜的风气到了商代更是盛极,孔子说:“夏尚忠,殷尚鬼,周尚文。”商人迷信鬼神,几乎到了事事都要占卜的地步。

占卜乃叩问神灵,故而需要经过严格的程序,选用用来占卜的龟甲(一般为龟腹甲)、兽骨(多数是牛肩胛骨)需要经过苛刻的筛选和整治,避免甲骨占卜时杂乱无章,也有观点认为,此举可以认为控制卜象的无序变化,便于施以人为解释。龟在传统文化中被视作历岁悠久、通晓万事的象征,“龟之言久也,千岁而灵,此禽兽而知吉凶也”(《尚书·洪范》)。商人杀死活龟、掏空内脏,锯开龟壳,取出龟腹甲,磨平凸出的部分,让龟甲整体平整光滑,接着钻凿甲片,再用火灼烧,通过龟甲断裂开口的走向理解“卜兆”,判定吉凶,再在卜兆附近写下卜辞。

甲骨文就是这些卜辞文字,其核心内容包括记载占卜日期和人名的前辞(叙辞)、记载占卜内容的命辞(贞辞)、对占卜内容进行判断和预测的占辞,以及事情发生后追记的验辞。此外,甲骨片上还会记录占卜的次数,记录判定卜兆吉凶、判定占卜结果是否可信、是否可用的内容。龟甲的结构以及卜辞文字的书写规律,是缀合残损的甲骨、复原卜辞的重要依据。

让我们来感受一下一片比较完整的甲骨刻辞:

这一片比较完整。来源/《甲骨文合集》6834

上面的文字有大有小,看似无规律地分布在龟甲的各个部位,甚至让人不知道从哪里读起;那些浅色线条,究竟是龟甲上的裂纹还是某种不知名的图画文字,都有点傻傻分不清楚。其实,甲骨卜辞也有书写的定例,一般而言,商代卜者会沿着卜兆的走向刻画文字。上面的拓片中的主体内容,经过研究人员的“破译”,大概可以形成如下解读(下文已释读的原文为图片,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在上图中找找它们写在哪里):

大意:从今天开始,到丁巳日,我们能否战胜(上图中最后一个字)国

大意:王进行占卜,观察龟上的卜兆,判断丁巳日我们打不下来,要到甲子日才能打下来

成分:占辞,是对占卜结果的解读

大意:一旬又过了一天的癸亥日,战车未能克敌,到了这天晚上以及甲子日的时候,才攻打下来。

成分:验辞,占卜的事情发生之后,进行追记。“允”表示占卜和发生的事情一致

大意:表示这件事占卜了两次

成分:序辞,表示占卜的次数

可以看到,甲骨文中,“干支”文字、数字文字有不少,有各类词性的文字,甚至还有虚词(动作与人、鬼神之间常常用“于”连接),形成比较成体系的语法。事实上,这样完整的卜辞在殷墟出土的十万片甲骨文中,也是十分少见的。破译甲骨文,不仅仅是认出一个字那么简单。文字工作者面对的材料,正是前文中那样黑漆漆的拓片,他们根据卜辞一般的书写顺序,整理和描摹出较为清楚的文字。

《甲骨文合集》221的拓片、摹片、片形

数万片甲骨经过这样的初步整理,形成了庞大的字库,相近的符号、近似的表达可以被归纳整合起来,形成比较完备的“辞例”,破译工作才得以初步展开,而那些罕见的符号,往往成为疑难。

破译工作的展开

回顾甲骨文发现之初,尚未有如今这样丰富的出土材料,也没有公开出版的文字集录,更别提字典与数据库,破译工作是如何展开的呢?

1903年,刘鹗精选自己收藏的一千多片甲骨文拓片,并进行简单的考释,出版了《铁云藏龟》,这是第一部甲骨文目录。他正确认出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等干支文字,还有“卜、大、日、我、好、子、祖”等字。书中他并未给出详细的考释过程,一些文字如“占、车、马”未曾引用拓片,无法核对其研究结果的准确性,一般不视作正确的考释结论。当然,也存在一些错误,如将“五十”考作“十五”。

至1928年,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筹备发掘殷墟以前,甲骨文字的判读都有赖于传统学术的智慧。甲骨文是成体系的文字,古人所说的“造字六书”(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在甲骨文中都可以找到实际例子。甲骨文中有很多会意、形声字,单字的结构已经比原始的图画复杂许多,说明其经过了相当漫长的发展演变。传统小学与金石学对文字的考察逻辑,就成为沟通“古”与“今”的桥梁。

孙诒让认读甲骨文时,就利用汉字的偏旁结构,将已经可以明确认识的古文字拆解为若干个单体部分——可以理解为“偏旁”。回过头去认识其他古文字时,再将这些“偏旁”结合起来,观察其变化,通过已经认识和掌握的各个部分,推断整体含义。他就这样认出了甲骨文中的“羌”字——由“羊”与“人”两个独立部分结合而成的文字。不过,由于证据不足,这个字依然长期被错读作“羊”。同时,他将甲骨文分为不同的事类进行研究,之后的科学研究奠定基础。

其后,罗振玉将甲骨文与金文、小篆中已经得到公认正解的文字进行对照,主要分析其字形,基本认出了“王、贞、巳、亡”等常用字,从而能大致读通甲骨卜辞。王国维特别注重以甲骨考史,结合殷商制度文物,以“二重证据法”对文字进行解读,在殷商史研究方面取得巨大突破。

1928年后殷墟科学发掘以后,甲骨文的解释有了考古理论作为助力。1932年,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问世,贴合考古中的结论,将甲骨文分为五个时期。商代的甲骨文前后记载有200多年的事情,两个世纪的时间里,社会在不断变化,甲骨文同样也在不同的时期,在字的写法、用词语句方面都有差别。从前早晚不分、笼而统之的研究,被归纳为系统缜密的时间体系,虽然具体划分仍有争议,今天我们对甲骨文进行断代,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进行的。有趣的是,20世纪,甲骨研究成就极为突出的四名学者,其字号碰巧都带“堂”字,被学界并称为“甲骨四堂”:郭沫若(鼎堂)、罗振玉(雪堂)、王国维(观堂)、董作宾(彦堂)。

1931年,董作宾、李济、傅斯年、梁思永(由左至右)在安阳,他们是我国考古学的奠基人物。来源/网络

随着研究的推进,“破译”甲骨文的方法也被学者们有意识地总结出来。古文字学家唐兰将辨明古文字的方法概括为“对照法、推勘法、偏旁的分析、历史的考证”,于省吾在研究中特别注重字形的辨析。当然,这些方法综合运用起来,才能得出站得住脚的结论。

总括前辈学人的经验,破译甲骨文,在贴合文字本身演变发展的规律基础上,还要符合甲骨文的基本语法,更要找到充实的辞例、经得起检验,才能立得住脚。现在,学者们对于甲骨文字的考释,除了专著之外,往往发表在学术期刊中,以待学界商榷,很多时候并不是那样“一锤定音”。

如何破译甲骨文?

单说破译甲骨文,首先要遵循古文字研究的规律。汉字形体在历史中不断发生变化,却也有一脉相承的因素。“隶变”之前的古字,就显得尤为重要,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就是第一道桥梁——它沟通着现代汉字的字形,与如同图画般的古文字,让我们从不太陌生的“繁体字”窥见两千余年前的秦朝,甚至更久远的时代。它所整理的540个偏旁,也是我们“拆解”古文字、从而认识整体字形的必备工具。此外,其他已经释读的古文字,如金文,也为我们认识甲骨文提供参照,这就需要我们对汉字的结构以及历史的变化有着丰富储备知识的同时,掌握完整的“字形证据链”,以甲骨文为起点、《说文》篆书为终点,形成古文字完整的演化链条。

就拿“宜”字来说,看看甲骨文和《说文》中的字形,很难把它们联系在一起。

金文当中的“宜”

其实,比起东汉许慎理解的“安居”,“宜”的含义与“且”“俎”更接近。先秦文字的“宜”是在“且”中分别填了两个“月”(肉)形,表示在祭祖活动平分肉块。平分为“宜”,不分的话就是“多”了。

其次,释读出来的文字,要与辞例推勘,把意思说通顺,经得起文献检验,并与文句存在的时代背景相吻合。举个例子,提起“虹”,我们如今想到的是天边彩虹,这是一种远在天边的自然现象,它为什么是“虫”字旁?《说文》解释道:“虹,螮蝀也。状似虫。从虫工声。”许慎认为,虹是一种如虫子的动物。虫子如何成为挂到天上的彩虹?古往今来有无数解释,说虹为龙等等,沈括《梦溪笔谈》有“长虹饮涧”说,是讲“虹”入溪涧饮水,新雨过后,两头皆垂涧中,次日路过此涧之人,方在空中望见夕虹。孙彦云:“虹乃雨中日影也,日照雨即有之。”在甲骨文中,也遇到了“虹”字。郭沫若将其解释为蜺,是象形字,字形上的两头,是说单出为虹,双出为蜺,基本不出古人论断。后来,于省吾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虹为古玉璜的形制。

殷墟卜辞,左列第三个字为“虹”。来源/晁福林《说殷卜辞中的“虹”——殷商社会观念之一例》

其实,“虹”没有那么复杂,在甲骨文中,与今天的意思相近,已经表示一种气象,不过在甲骨卜辞中,“虹”往往有负面含义:“有祟……有出虹自北,饮于河”,是一种不好的征兆。若论“虹”字的本义,有观点认为与“龙”有着类似的关联,“虹”是两个头的“龙”,出现在天空之中,为凶兆——这与殷商“龙”的观念是吻合的。商代卜辞中的“龙”,从未降下什么福兆,而是受神明驱使,降下旱灾。

此外,考察文字含义,还要与历史互证。最优秀的例子就是王国维“二重证据”之研究,他充分结合殷商传说“纸上之材料”,又与甲骨文为代表的“地下之新材料”结合,对商代制度、殷商制度变革作出探讨,轰动学界。殷墟甲骨文中,有大量商王的名字,这些文字与《史记·殷本纪》的有关内容互证,一方面能够判读出甲骨文本身的内容、时代,认出甲骨文字的写法,明确商王世系,另一方面,更是证明《史记》对于上古三代的记载并非全然后人“制造”,将商王朝的形象落实在信史的脉络之中。

殷墟甲骨文中的商王世系。来源/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

如今,距离甲骨文的发现已经过去一个多世纪,甲骨学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学科,研究者遍布世界各地,然而甲骨文目前所见约有4500多字,其“破译”仍有很大的空间:“迄今所见商代文字与后世字书中相对应的可释字形计约1240个,加上正在同源分化的字形和主要的通假用字,隶释字数可达1490个左右。其他另有近约3000个字头虽然后来被淘汰,但在当时的文字系统和实际文例中亦大都是有定位、可以被解释的。”

一百二十多年过去,无数学者前赴后继,被释读出来的甲骨文字不过三分之一,许多文字成为古老的疑团,这些疑团也许还将存续下去。和其他出土文字如简牍、帛书相比,甲骨文是最让人自叹称“丈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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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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