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写在《经济漩涡：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出版之前

文 / 沈志华

作者简介：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摘要：冷战的起源和发生，特别是苏联在其中的作用，这是学界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如果我们从经济这个新视角，特别是苏联的经济观念、经济政策以及美苏之间的经济关系来研究，就会发现不同的逻辑链条，产生不同的历史叙事，从而对战后美苏关系变化、冷战格局形成和展开提供一种新的解释框架。历史研究的责任在于说明冷战研究究竟是怎样发生的，美苏双方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会造成如此的结果。事实上，通往冷战的每一步都有回转的机会和可能，但美苏走到最后一步还是掉入了冷战的深渊。

本文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国际冷战史 栏目，有删减

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R.Popper]很早就说过：“不可能有这样的历史—‘真实发生的过去’（thepastasitactuallyhappened）；只能有对历史的各种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终极的；每一代人都有权形成自己的解释。他们不仅有权形成自己的解释，而且有义务这样做，因为的确有一种寻求答案的迫切需要。”

以往史学界对于冷战、冷战起源和冷战发生的研究，大体上局限于国际政治体系的范围内，而安全结构、地缘政治、意识形态是这一体系的基本范畴。国际政治体系对于冷战史研究无疑是十分重要、十分必要的，数十年来冷战史学家正是在这一理论体系的运用中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笔者在研究中感到，如果仅限于安全结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范畴，似乎有很多问题是无法解释清楚的。比如，在美苏形成冷战对抗的格局前，彼此都没有构成对对方的安全威胁；双方都没有感受到来自对方的“军事威胁”，“不安全感”不过是意识形态偏见带来的幻觉，而非现实。所谓陷入“安全困境”主要是第一次柏林危机（特别是朝鲜战争）以后的事情，如何用安全结构或安全观念来解释冷战的形成？又比如，就冷战起源而言，美苏意识形态的对立无疑是最根源性的，但在考察冷战发生时，情况就未必如此了。在苏南冲突出现之前，斯大林并没有在其势力范围内宣扬和推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甚至有些美国决策者也看到了这一点，那么如何用意识形态来描述冷战的发生？再比如，在冷战爆发前美苏并没有地缘政治的交集，双方分别从中国和朝鲜半岛撤军甚至表明他们尽力避免这样的交集，如果本书对历史的考察可以证明伊朗危机的根源和本质是苏联对石油资源的诉求（不是占领或分割伊朗领土），而美苏对德占领政策分歧的实质是战后赔偿问题（不是永久性地分别占领德国），又如何用地缘政治来说明冷战的开始？所以，只在国际政治体系内讨论冷战起源尤其是冷战发生的问题显然是不够的，这里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经济。

与国际政治体系相对应，笔者在考察和解释冷战起源、冷战发生以及国际关系的深层因素时，借用了关于世界经济体系（World-EconomySystem）或现代世界体系（ModernWorld-System）的概念，尽管这一概念创始人沃勒斯坦（I.M.Wallerstein）的一些观点和结论笔者难以认同。沃勒斯坦指出，“世界体系分析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个理论”，而这种分析方法认定，“人类共同活动的三个领域—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或社会文化的领域—不是独立的社会活动领域，它们没有独自的‘逻辑’。更重要的是，它们的约束、决定、准则和‘合理性’的相互结合是那样的紧密，以致没有任何有用的研究方式可以按照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分类把‘这些因素’分开，或仅仅讨论可变的一种领域就能不断地、绝对地领会其他两种领域。”因此，引入世界经济体系当然不是替代国际政治体系，而只是增加了一个观察历史的视角。不过也需要指出，经济观察与政治观察和社会观察并不是平行并列的。所谓现代世界体系，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行了最严谨、最科学的研究。把近代以来的人类历史放在世界经济体系中进行考察，实际上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资本主义历史的方法，他们认为：“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他们还特别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笔者完全认同这种研究方法，考察冷战起源、冷战发生乃至冷战结束的历史过程，不能离开“经济学”的研究，甚至可能首先需要从“经济学”的视角开始。

如果从经济的角度观察，人们就会发现，战后美苏关系实际上是极不对称的，这种不对称性不是表现为政治影响力，而是表现为经济实力。以往把战后初期的苏联看作另一个“超级大国”，可能是一种错误认知。如果仅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看，或许可以这样说，但是如果从美苏经济实力差距和经济关系特征的角度观察，必然导致对过去思维定式的怀疑。在经济成就、科技创新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整体经济和军事能力等方面，苏联与美国之间差距如此之大，以至于根本无法将二者放在同一个天平上衡量，战后初期尤其如此。正是这一点而不是其他，决定了战后斯大林的战略考量：在安全战略上，苏联不可能主动向美国挑战，而在经济战略上，苏联需要与美国继续合作。美国也是因为经济实力超强才会拥有沃勒斯坦所说的霸权（hegemonic）地位，或如莱夫勒（M.P.Leffler）所说的“权力优势”（preponderanceofpower）。如同英语作为国际语言表明了大英帝国曾经的世界霸权地位，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也显示了美国现实的世界霸权地位。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美国在战略上提出了由美元主导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策略上则把美元贷款作为撬动对苏政治和外交的经济杠杆。而苏联对战后与美国经济合作的实际运作开始产生犹疑和不满，也恰恰首先反应在这两个问题上。

如果加入经济因素的考量，人们还会发现，从“二战”结束到战后初期，冷战的发生过程大致在两个领域展开：国际政治领域和世界经济领域。前者表现为战后国际秩序的安排及美苏势力范围的划分，后者表现为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重组及其与苏联的关系。从国际政治体系看，战时同盟在双方认同的“雅尔塔体系”中得以延伸，美苏在安全关切和霸权目标上的矛盾完全有可能在“大国合作”机制中得以缓解，从而避免走向冲突。从世界经济体系看，美苏经济体制之间的本质性差异，只有在两国建立战略互信且认同国际经济秩序统一的游戏规则的条件下才能逐渐弥合。苏联对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虽感到有利可图，但也心存疑虑。在美苏关系不断恶化的情况下，苏联首先放弃了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会，进而断然拒绝参与欧洲经济援助计划，使得战时的美苏经济合作关系无法在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重构中延续下去。所以，作为冷战本质的制度对抗首先是在经济领域显化的，冷战的发生也是从经济领域的脱钩开始的。当苏联拒绝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时，雅尔塔体系的经济基础实际上已经开始动摇；当苏联和东欧拒绝加入马歇尔计划、决心与西方世界做彻底的经济切割时，冷战便发生了。

事实上，通往冷战的每一步都有回转的机会和可能，但美苏走到最后一步还是掉入了冷战的深渊。那么，“机会”是如何失去的？笔者不赞成冷战史学者过多地讨论所谓“冷战责任”的问题，这多少会使研究者落入意识形态的陷阱。现在大多数学者都承认冷战的形成是一个螺旋上升的互动过程，但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是这个互动过程的具体表现，历史研究的责任在于说明冷战究竟是怎样发生的，美苏双方决策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会造成如此的结果，而不是简单地“各打五十大板”。研究表明，从租借谈判到贷款之争，从凯南长电报、丘吉尔铁幕演说，到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提出，几乎每一步都是美国的政策首先发生了变化，是美国主动改变了对苏政策，而不是相反。苏联的一系列行为尽管是不合理或不道德的，如东欧的选举问题、伊朗的石油问题、德国的赔偿问题等，但这些做法都不是针对美国的，也没有伤害美国的意图。就外交方针和经济政策变化的因果关系而言，美国对苏外交方针趋向强硬是全面改变经济政策的前提，而苏联整体转变对美外交方针则是在经济政策上对美国彻底失望的结果，二者正好相反。因此，从冷战发生的进程看，开启“发动机”的无疑是美国。然而，苏联并不是无辜的。一方面，人们常说美国“误解”了苏联的动机，这里当然存在美国决策者固有的意识形态偏见因素，但是在很多情况下，难道不是莫斯科的不当或过激行为引发了“误解”，并为华盛顿提供了改变政策、动员舆论的把柄和证据？伊朗危机就是最典型的案例。另一方面，苏联在应对美国政策时也存在问题，其策略的结果往往不是“刹车”而是“加油”，不是缓和关系而是激化矛盾。苏联后期对德国统一赔偿计划的处置，对关于援助欧洲计划的巴黎会谈的反应，都是这方面的案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冷战发生的“互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