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厉以宁：“厉股份”与他的时代

图/网络

如今回想起来，那可真是一段“峥嵘岁月”：在经历了一段短暂的压抑之后，伴随着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及广为传播，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突然被推上了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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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个人的观点来说，这场历时40余年的变革可分为相对清晰的两个阶段：如果说90年代之前的10年是所谓“摸着石头过河”的“无意识摸索”的话，90年代以后便应该是具有明确目标的充满“自觉意识”的行动，即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

原本是学问家的厉以宁教授正是在那个历史节点上进入社会大众视野的。作为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培养出来的第一代经济学者，厉先生早年跟随著名“海归”老师研读西欧经济史，并对制度经济学等前沿经济学科有过精湛研究。

但中国的绝大多数普通民众所熟知的他，是一位矢志不渝地呼吁股份制改革的“时代先行者”。他还以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主持过《证券法》的起草工作，故而赢得了一个亲切的绰号：“厉股份”。

那个时候，中国的证券市场在中断了40年后刚刚重新起步，人们对被批判了几十年的那种“买进卖出”、“买空卖空”充满了好奇和激动。

▲上交所第一个股票交易柜台（图/冰川）

其实，厉以宁的作为远不止于股份制改革。在那段时间，一批著名沉寂已久的经济学家走上社会前台，对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奔走建言，而他与吴敬琏先生就是他们中的旗帜性人物。

吴敬琏以大力倡导市场化改革著称，因为被戏称为“吴市场”。如果说市场机制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之一的话，厉以宁强调的其实就是市场经济的另一块基石：产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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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们今天已有的知识而论，市场机制与财产权利无疑是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所缺一不可的两种基础性制度。

稍微学过一点现代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所谓产权，虽然具有多种功能，但最重要的功能无疑是自由交易的权利。拥有一种资产但却不能买卖，那么产权的价值就大打折扣了，甚至可以说一钱不值。因此，如果没有了市场，产权也就不复存在。

反之，市场交易的对象无非就是某些“权利”，比如排他性的使用，而产权便是所有可交易权利中的基础性权利。因此，即便市场交易是自由的，但如果交易者对交易物（或劳动）不拥有产权，那么交易也就形同虚设了。

就算是经过变通了的所谓“承包经营权”、“使用权”……也必须有比较清晰的权利界定，才有可能放心顺利地实现市场交易——没有人能够心安理得地出售法律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同样，也没有人会放心大胆地购买随时有可能被剥夺所有权的东西。因此，市场机制与财产权利是高度相互依存的市场经济的一体两面。

所以早有人一针见血地说过，市场是一切人类自由的基础，而产权是一切人类权利的基础。

图/“北大光华西安分院”公众号

然而在当时，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计划经济实践，在中国大陆上，大多数人对这些现代市场经济的ABC也已经很模糊。或者即便有理论层面的明确认知，也无法影响到决策。

这正是厉以宁和吴敬琏二先生以及他们的经济学界同侪所作出的最大贡献，没有他们的勇气和努力，中国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不能说会延迟，也一定会多一些曲折。当然，与他们的前辈相比，他们也幸运地赶上了现代经济学大有用武之地的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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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春，我有幸被当时的《财经》杂志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合办的“财经奖学金”录取，入北大CCER进修一学期。那是一段属于中国经济学的“黄金岁月”，幸运的我也在那里有机会得以亲炙林毅夫、周其仁、易纲、海闻、宋国青、卢锋、汪丁丁等一批当代中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受到他们许多教诲，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者获益良多。

那几个月我的宿舍就在北大东门外的“燕东园”，经常听人说起当年住在那个园子里的很多名教授的趣闻逸事。许多年以后才知道，50年代初，当时还是北大经济系学生的厉以宁便经常出入燕东园，孜孜不倦地向老一辈经济学者求教。

▲北京大学燕东园（图/“风雅颂文学馆”公众号）

记得那届奖学金班就快结业时，主办者胡舒立女士还专门请到了吴敬琏先生来给我们做讲座。可惜当时厉以宁教授已经从一线退下来，加上他所属的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与我进修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不是一个院系，所以无缘聆听他的授课。

而在此前和此后，我在文汇报当经济记者和财经编辑时，也曾采访过当时另外几位风云一时的著名经济学家，像董辅礽先生，以及几个月前刚刚去世的曹凤歧等，后者也是为中国证券市场制度建设作出过卓越贡献的老一辈学人。

大约在5、6年前，我还曾在上海见过一次吴敬琏老师，那时他虽已年届90，但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活跃。至为遗憾的是，作为一个从事财经新闻和经济评论半辈子的媒体人，直到今天为止，我竟与厉以宁先生始终缘悭一面！唯一值得欣慰的大概是：就在不久前，证券市场终于迈进了全面注册制，也算是了了厉先生的一桩心愿。

今天，中国的改革事业又站上了一个新的重大历史节点。我们唯有希望，尽可能多的人，依然没有遗忘以厉以宁先生为代表的那些“理论护法”们在30年前的那些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