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驾入刑”微调，切莫从“入刑”变成“出刑”

文/九派新闻特约评论员 舒圣祥

“因为“醉驾入刑”，“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不酒驾是对自己负责，更是对他人负责，必须严格遵守。代驾行业蓬勃发展，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人们拒绝酒后驾车的意识不断增强。因此无论如何，“醉驾入刑”的积极作用，不能无视，不容否定。”

2023年全国两会在即，全国政协委员皮剑龙拟向两会提交《关于修改醉驾型危险驾驶罪构成要件，适当提高“醉驾”入刑门槛的提案》。提案认为，醉驾入刑未能有效实现防范和减少危害公共安全行为的立法初衷，还因此制造和引发了潜在矛盾的社会对立面，应适度提高醉驾入刑标准，进一步降低醉驾实刑率，提高缓刑适用率。

2011年2月25日，刑法修正案（八）审议通过，增设危险驾驶罪。醉驾由原来的最高“处15日拘留、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和2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上升为“处拘役，并处罚金”的刑事处罚。该法于当年5月1日正式实施。由此，醉驾正式入刑，受到全国人民的一片赞誉。

彼时，社会的普遍共识是：一次醉驾可能毁掉几个家庭，严惩醉驾必须一严再严，必须触及那些喝酒开车者的灵魂。 高晓松等公众人物，因为醉驾被严格判刑，更让“醉驾入刑”深入人心。应该强调，“醉驾入刑”十几年来，为降低酒驾醉驾发案率、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发挥了重要作用，“醉驾入刑”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成效和法治成效。

因为“醉驾入刑”，“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不酒驾是对自己负责，更是对他人负责，必须严格遵守。代驾行业蓬勃发展，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人们拒绝酒后驾车的意识不断增强。因此无论如何，“醉驾入刑”的积极作用，不能无视，不容否定。

只不过，良好的出发点不一定能带来完美的结局，看上去很甜的果子也可能掺杂一些酸涩。一个典型的问题是，“醉驾入刑”后，醉驾导致的危险驾驶罪案件，在刑事案件中数量排名第一，占比居高不下。2022年两高报告显示，2021年各级法院审结一审危险驾驶罪案件34.8万件，占全部刑案的27.7%。更有法学家声称“醉驾每年让30万人入狱”。当然，这种说法本身不严谨，因为醉驾只是“处拘役”，最长6个月，不用去监狱。

但是，问题的存在显然也需要直视。那就是：醉驾行为导致的危险驾驶罪案件，这些年实在是太多了，让司法机关忙于应付。司法机关的精力总是有限的，醉驾案件大量发生，占用较多司法资源，势必不能将更多司法资源，分配于其他更为复杂同时社会危害性可能也更大的案件。而且，从另一个角度说，“醉驾入刑”都十几年了，醉驾案件还是那么多，“醉驾入刑”法律效果的边际效益，也呈下降趋势。

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则是，各个地方关于醉驾的司法标准并不统一。哪些可以判缓刑，哪些必须判实刑，各个地方几乎都有一套内部的指导意见，比如有的地方就规定，在城市快速路上酒驾一律判实刑等。这些内部规定是否合理合法暂且不说，关键是，这些地方性的规定在具体适用时大多是“有弹性”的，这就导致了很多的不公平，和司法腐败的寻租空间。某些地方，甚至发生过“地下车库查酒驾”的荒诞事件。

对于没有社会危害后果的醉驾行为，入罪标准应否放宽，处罚措施应否调整，判缓抑或判实应否统一司法尺度，或许确有微调必要，以便减少醉驾案件对司法资源的占用，同时也让醉驾案件的裁判更为公正。但是，随意翻烧饼是万万不能的。如果突然又从“入刑”变成“出刑”，这么多年的努力不仅将会前功尽弃，而且势必导致混乱，公众绝不会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