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中美人口凸显一个强烈反差，我无比担忧

【导读】人口负增长趋势已引起全社会关注。近日，人社部指出，人口负增长尚未影响劳动力供给，我国仍是人口和劳动力最多的发展中国家。那么，从全球视野来看，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人口现状与美国相比，情势如何？中国人口负增长，对中美格局意味着什么？

本文从长时段考察21世纪中美两国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基本变化趋势，分析人口变迁对未来两国实力的可能影响，指出生育水平的高低是影响未来两国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化的相同因素。（1）从人口总量来看，美国人口处于稳步增长态势，而中国人口已达峰值并开始下降。（2）从人口结构来看，中国老年人口比例变动幅度更大，增速快；早在2005年，中国少儿人口比例开始低于美国。（3）从劳动年龄人口来看，2020年美国年轻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开始高于中国，据预测，2050年以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将迅速下降，中美差距将不断缩小。而2020年以后，中国老年抚养比速度不断提升，在2036年将超过美国。作者提醒，中国比美国面临更严峻的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形势，或将处于长期竞争的劣势境地。

作者强调，人口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基础性战略性变量，人口危机到来将是巨大冲击，我们要从西方欧美社会人口结构如种族结构、移民结构、宗教文化结构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作者建议，中国应把“人口建设”纳入百年战略、千年大计之中，争取在未来一个时期保持中国人口的稳定规模和合理结构，不断提升全民素质，以保持长盛不衰的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

本文原载《晋阳学刊》2023年第1期，原题为《中美人口变迁及其自身国家实力的影响》，感谢作者授权原创发布。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中美人口变迁

及对其自身国家实力的影响

▍一、引言

1798年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出版，标志着“人口研究”意义上的人口学诞生。马氏不仅对“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之间关系做出了系统研究”，也引出了更一般意义上的“人口与发展”关系问题。20世纪50年代，人口学家寇尔率先以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印度为例，论述了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随着二战之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纷纷步入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转变时期，20世纪60年代世界人口首先迎来了人类史上空前绝后的“人口爆炸”，接着是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悲观预测,1974年世界人口发展大会更是把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悲观主义论调推向了高潮。1984年美国国家科学院成立了由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组成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课题组。该课题组于1986年发表了一份报告：《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对若干政策问题的思考》，其人口中性观似乎给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争论画上了句号。在经历了20世纪后半叶世界“人口爆炸”之后，20世纪末人类人口历史转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即人口转入低出生、低死亡水平下的人口老龄化时代。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David E.Bloom和Jeffrey G.Williamson关注到了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以东亚经济增长奇迹为例，揭示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由此发展出动态结构观下的“人口红利”理论。另一位美国学者亨廷顿则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汤因比《历史研究》中获得启发，阐述了人口结构（年龄、族裔、宗教、移民）变化对国家地区安全和文明兴衰的影响。如果说，200多年前马尔萨斯“人口论”是从人口数量迅速增长出发，关注了人口规模变化对人类发展的影响的话，那么，亨廷顿们就是从人口结构变迁出发，论证了人口结构变化对民族国家实力、文明兴衰的重要影响。至此人口研究不再止步于单纯的数量观，而是人口变迁之下的动态结构观。

21世纪是人口大国实力竞争的世纪。当前，我国正处于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期，我们的中心任务就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首先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美两国分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是迅速成长并追赶最发达国家美国的发展中国家。未来两国人口发展将极大地影响着本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实力。对于人口研究来说，无论是人口学家诺特斯坦的超长视角，还是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长时段”角度，其时间维度都是向后的历史逻辑，本文则是立足于面向未来长时段的人口动态结构观，以联合国2022年版可比性的世界人口展望预测数据为基础，从长时段考察21世纪中美两国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基本变化趋势，分析并比较这种人口变迁对未来两国实力的可能影响。这样一个超大时空视野下的比较研究对于我们审视中国人口长远发展目标、明确中国人口发展战略选择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二、中美人口数量变化趋势比较

从人口学角度讲，中美未来人口变化取决于其自身的出生、死亡和迁移水平。由于当下中美两国均处于稳定的低死亡率水平，因而生育水平的高低是影响未来两国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化的相同因素。由于中美两国不同的人口现状和未来不同的生育水平，未来两国将具有不同的人口变动趋势。根据中美两国最新人口普查公报，2020年中国人口总量为14.12亿，美国人口总量为3.31亿，与2022年联合国中方案预测结果相比，中国实际人口总量略低，美国实际人口与预测结果相比基本一致（中国14.24亿；美国3.35亿）。从两国人口规模变化来看，到2050年美国人口达到3.75亿，至2100年为3.94亿；中国人口2050年和2100年分别为13.13亿和7.67亿；联合国低方案预测下中国人口总量到2100年会降至约5亿。从人口总量变化趋势来看，中美两国人口规模增长将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前景，美国人口始终处于稳步增长态势，而中国人口已达到峰值并迅速开始下降。中美人口规模差将越来越小，从2020年的11亿缩小到2050年的9.38亿（中方案）或8.47亿（低方案），再到2100年的3.73亿（中方案）或0.83亿（低方案）。

与此同时，中美两国人口分别占世界人口的比重变化也不同，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基本上变化不大，保持在4%左右；但中国人口的世界占比则下降迅速，由现在的18%迅速下降到21世纪末的不到10%，甚至更低。未来中国人口负增长趋势不可逆转，人口峰值已经到来。联合国预测中方案显示，中国人口总量在2021年达到峰值14.26亿后开始下降。从目前我国人口形势来看，由于我国人口政策调整远未达到预期，人口已经进入负增长，且峰值不超过14.2亿，低于之前的悲观预测。

数据来源：同表1。

（三）中美两国人口抚养比变化

表3反映了中美两国的人口抚养比变化趋势，结果显示，21世纪中美两国总抚养比均在不断上升，其中老年抚养比的快速上升是总抚养比增长的主要因素。中国在2000年时的总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均低于美国，到2020年以后老年抚养比速度不断提升，经历20年加速老龄化过程后，在2036年中国老年抚养比（35.65%）超过美国（35.49%）。从2020年到2100年，美国总抚养比上升了27个百分点，老年抚养比上升了30个百分点，而中国的总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分别上升了58.6个百分点和65个百分点。若是在低方案下，到2100年中国总抚养比高达158%，老年抚养比近146%，即到2100年中国0～14岁少儿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超过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是劳动年龄人口的近1.5倍，庞大的老年人口将会给中国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沉重的负担。值得注意的是，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2020年实际老年抚养比为19.7%，总抚养比为45.88%，分别高于联合国人口预测数据0.5和1.74个百分点，说明按照2022年联合国总方案预测结果，2020年低估了中国老龄化程度。

数据来源：1953—202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

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族工作和民族政策也受到西方国家民族主义理论、“自由民主”以及“多元主义”话语体系的影响，在边疆地区，国家认同一度出现严重危机。20世纪90年代费孝通再次敏锐地指出，在涉及“族裔”“民族”这些源于西方概念和理论问题时，“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抄袭西方现存的概念来讲中国的事实。民族是属于历史范畴的概念，中国民族的实质取决于中国悠久的历史，如果硬套西方有关民族的概念，很多地方就不能自圆其说”。因此，费孝通在1996年重新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时候，特别强调民族凝聚力。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再次指出：第一，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不是加在一起而是一个相互依存统一不能分割的整体。多元一体格局中，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最高层。第二，形成多元一体格局是一个从分散到多元结合成一体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融入其他族群成分的汉族发挥了核心凝聚作用，这一体不再是汉族而是中华民族，一个高层次认同的民族。第三，中华民族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各个族群的低层次认同，不同层次可以并行不悖。20世纪30年代史学家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曾是对“分裂”挑战“统一”的呐喊，是“多”与“一”关系严峻危机的反映。进入21世纪，民族区域自治与国家认同、“多元”与“一体”在新的国内外形势背景下又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事实上，在中国多元与一体的关系实践中，多元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现实，一体是多元共同发展的必要前提，是多元必须坚守的政治底线。中外历史经验证明，绝对的多元主义必然导致多元主义的破灭。

虽然中国人口内部具有很强的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但21世纪中国人口变化趋势却不利于国家软实力的保持和增强。实际上，人口不仅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基础，也是一种文明最基本的承载体，中国人口从历史上一直占据世界人口的20～25%迅速下降到10%以下，在世界人口还将继续增长的背景下，这不仅影响到中华文明自身的生存，也是世界多样文明的巨大损失。我们需要深刻认识到中国人口规模迅速减少和人口结构老龄化对中华文明兴衰的巨大挑战。

▍五、总结与讨论

人口是影响国家实力和影响力的基本要素，与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发展息息相关。目前中国和美国都已进入老龄化国家，虽然当下中国与美国相比仍然具有一定的数量优势，然而若中国一直停留在超低生育率水平，那么未来几十年内中国将迅速失去人口优势，不仅人口数量急剧萎缩，劳动力平均年龄不断增加，人口结构也迅速老化，未来将面临严峻的人口少子老龄化挑战。与中国相比，美国虽然种族多元化程度的加深以及不同族裔移民分布范围的扩大，可能进一步造成美国宗教、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和冲突，但未来数十年美国人口总量仍然继续上升，国际移民成为美国人口增长的主导动力，虽然同样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但人口结构比其他发达国家年轻，充足的年轻劳动年龄人口以及较高的人口素质水平，会对经济发展硬实力和国家软实力的提升起到积极正面作用。总之，中美两国人口不同的变化趋势将对其自身国家软硬实力产生重大而不同的影响。

事实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多”与“一”关系张力。与费孝通同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其1985年的遗著《法兰西的特性》一书中，曾经也以长时段的视角论述了法兰西的特性，他指出，“多样性”是法兰西最鲜明的国家特征，法兰西的一系列独特地区酷似镶嵌画上那些色彩和形状各异的玻璃，而这些玻璃已由水泥牢固地黏合在一起。其实，布罗代尔对于法兰西多样性特征的自信源于“多”能够凝聚成为一体，布罗代尔这样形容道：“尤其随着交通的飞速发展和法语的广泛传播和居主导地位———法兰西岛的方言从公元1000年起开始取代其他方言———随着19世纪工业的勃兴以及1945至1975年这‘光荣的30年’的空前繁荣，人们似乎可以顺理成章地认为，这些巨大的力量即使未能消除一切差异，至少也在有成百上千块彩色玻璃拼成的镶嵌画上盖上了厚厚的一层油彩。”这也体现出了“车书一统”的共性。遗憾的是，与亨廷顿目睹到苏联解体后地区文明冲突和“9·11”事件不同，1985年谢世的布罗代尔并未经历20世纪末东欧剧变和21世纪欧洲人口内部结构变化带来的一系列对“一”的挑战，如2015年德国难民危机、2015年法国讽刺漫画周刊总部遭受恐怖袭击以及2020年法国教师“斩首”等事件，这些都与21世纪欧洲大陆的人口移民、人口宗教结构变化有关，是“多”对“一”的挑战，是对主流文化价值观、对国家认同的挑战。如今美国处在拜登时代，拜登团队并不认同特朗普时代的执政方略，推翻了特朗普时代的“众合一”目标，从多元成分的领导团队构成到一系列政策，如国际合作、移民政策等，都呈现出“一生众”的价值取向。然而美国社会固有的历史问题依旧存在，拜登同样也要面临着种族、族裔、文化等问题的挑战。2020年5月，美国明尼苏达州黑人男子遭白人警察跪压死亡事件引发全美声势浩大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并没有结束，如今又扩展到了“亚裔族群歧视”的抗争。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随着其内部人口结构变迁，族裔、宗教、文化等人口冲突人口替代将不可避免。“多”与“一”关系紧张将可能长期存在，不容乐观。

所以，同样与费孝通同时代的美国学者亨廷顿在面对西方世界“多”与“一”的关系张力时，由其自身国家历史经验出发得出了“文明冲突”的结论，而拥有数千年“和而不同”文化底蕴的中国则孕育出了费孝通“多元一体”论，并进而产生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实践观。虽然中华文明有着较强的凝聚力和高度的认同感，但中国人口发展趋势不容乐观，不仅进入人口负增长，而且是一个少子老龄化加速过程。人口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基础性战略性变量，影响广泛且深远，人口危机到来，无论是对我国的经济、军事硬实力，还是对政治、文化软实力，都是巨大的冲击。中国人口将可能无力支撑中国硬实力的持续强盛，而中华文化也会随着秉持这种文化的人口衰落而衰落。我们要从西方欧美社会人口结构如种族结构、移民结构、宗教文化结构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中华文明中“中和”“宽容”的智慧，以及中华文明所彰显的和平正义、“和而不同”的思想，都将会对文化多元的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并将惠及和造福全人类。从长时段大视野出发，从世界人口变迁的格局出发，中国应当把“人口建设”纳入到百年战略千年大计之中。未来十年、三十年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时期，也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中国人口整体要保持一个稳定的规模和合理的结构，不断提升全民素质，使其承载的文明始终保持生机勃勃、始终充满活力和创造力，以保持长盛不衰的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以应对未来各种挑战。这样的选择无论对中国自身发展还是对世界和平贡献都将是无价的。对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人口的历史使命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