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罪犯子女考公限制，为什么队长反对罗翔的“无罪不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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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队长写了一篇题为《为什么队长反对全面取消罪犯子女考公限制？》的文章。今天，这个话题因罗翔教授所提出的新观点，再次引爆了舆论，冲上了热搜。

他的观点是：“无罪不罚。”言外之意就是，支持取消罪犯子女考公限制。

罗翔是一名网红教授，是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在B站粉丝数量就超过了2300万。罗翔教授的走红，并非因为他在法学上的专业授道，而是因为他在法考中的娱乐式教学，用一系列的法考段子走红于网络。

队长不是学法律的，在法学的专业性上，必然是比不了罗翔教授的。罗翔教授所提的“无罪不罚”的理念，在司法上无疑是准确的，是最基本的原则。这是司法存在的根基。如果一个人无罪也能受罚，那么，保护公民的法律就会变成一部可以对任何人进行打击的流氓法。

可是，“无罪不罚”不能成为取消罪犯子女考公限制的理由。

我们必须清楚，对罪犯子女实施考公限制，它本来就不是司法的范畴，它最多只能算是一种行政规定。既然它不是一条法律，那么，“无罪不罚”的司法原则就不能成为行政规定的基本原则。

在定义“无罪不罚”时，我们不能偷换概念，不能扩大法律的范畴。这不是法律的边界，这是政府实施的行政规定。

我们讲法律，法律最大的作用是打击犯罪。那么，队长要问一下了：“限制罪犯子女考公，是否违法？哪条法律规定，不可以限制罪犯子女考公？”

政府雇佣公务员在本质上，是一个招聘行为。任何一个单位，一家企业都有权在法律的框架以内对自己的员工进行筛选。比如招募篮球运动员，俱乐部不要1米6以下的，除非特别优秀，这违法了吗？再比如招聘工厂员工，不要86年以上的，这违法了吗？

如果这些都不违法，那么，政府、军队、公检法单位，有没有权力不招募罪犯子女呢？这顶多叫职业筛选，而不能叫“无罪受罚”。那些86年以上失业的，那些35岁以上被裁员的，他们犯罪了吗？为什么他们要遭遇职业生涯中的不公平对待？

“无罪不罚”的前提是，你没有犯罪，却遭受到了法律的打击。

可是，在限制罪犯子女考公这个过程中，罪犯子女遭到法律打击了吗？没有啊。这只是行政规定，是政审不合格，这个事不在法律的范畴以内。

政审是行政行为，而不是司法行为。罪犯子女既没有受到司法审判，也没有遭到行政拘留，只是公务员队伍拒绝招募他们，怎么能叫“无罪受罚”呢？这既是行政行为，也是市场行为。

在行政行为上来看，政府有权拒绝招录罪犯子女。在市场行为上来看，每年考公的人数百万，政府不缺人才，优中选优，当然优先选择家世清白，无案底的后备人才。考公的人越多，政府的选择权越大，凭什么剥夺政府对人才的选择权？

因此，队长认为，罗翔教授所提出的“无罪不罚”理念，是基于司法的判断。但是，“限制罪犯子女考公”是行政范畴。在行政上，这是合理且合法的。我们设立法律，是规范道德的最低标准，而不是让我们去做圣母。

要是我们基于“无罪不罚”的司法理念，去取消罪犯子女考公的行政限制，这是典型的“司法干预行政”，完全背离了行政与司法相互独立的原则。它会带来什么后果？

这意味着，贪官的子女可以进反贪局，毒贩的子女可以进缉毒局，间谍的子女可以进国安局，汉奸的子女可以参加解放军......

那么，是不是曲婉婷可以重回东北，考入东北公检法队伍，为她的“英雄母亲”洗白平反？东北人民能答应贪官子女从政吗？云南人民能答应毒贩子女从警吗？广东人民能答应黑恶势力头目的子女进城管局吗？

我支持罗翔老师所提的“无罪不罚”的司法原则，但不支持将“无罪不罚”的司法原则，扩大到行政规定的范畴。

用“无罪不罚”的司法原则去推翻“限制罪犯子女考公”的行政规定，这是偷换概念。

法律告诉我们做人的底线，劝人弃恶从善，不是让我们去做圣母。